從 Die with Zero 到 Die with Purpose
我們很習慣衡量。
衡量收入、資產、投資報酬率；衡量 GDP、人均所得；衡量時間的機會成本。
AI 時代來臨後，我們可能會變得更會計算。這不一定是壞事。尤其對年輕世代而言，房價、工作、家庭責任與未來的不確定性，都讓我們更需要思考：有限的時間和資源，究竟應該放在哪裡？
我一直很喜歡 Die with Zero 帶給我的提醒：
不要只是累積。要在還有時間、健康與能力的時候，好好使用自己的資源，創造值得記住的人生。
作者 Bill Perkins 提出了一個我很喜歡的概念：Memory Dividend（記憶股息）。
年輕時的一次旅行、一場冒險、一段陪伴，並不只發生一次。往後每一次想起，它都可能再次帶給我們快樂。
這幾年，我開始問自己另一個問題：
如果人生除了 Memory Dividend，還有 Ripple Dividend 呢？
有些東西離開我們之後，並沒有消失。
一筆捐款、一個機會、一次介紹、一點時間、一個空間、一份信任，甚至一句：
「有需要的時候，請儘量用我。Please use me。」
它們可能進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再從那個人傳出去。
我們不一定知道漣漪最後到了哪裡。
也許正因如此，它才美。
從 Memory Dividend 到 Ripple Dividend
Die with Zero 問的是：
我有沒有好好運用我的資源，讓自己活得更豐盛？
我現在想多問一句：
當我離開的時候，除了留下回憶，我還留下了什麼？
兩者並不衝突。
我們不必少活一點，才能多給一點；也不需要把 generosity 變成犧牲。
讓別人快樂，也讓自己快樂；讓世界多一點美好，也讓自己活得更有意義。也許這本來就是同一件事。
所以，我從 Die with Zero 慢慢走向 Die with Purpose。
不是否定前者。
只是多問一個問題：
除了好好活過，我把什麼重新放回了這個世界？
如果 GDP 之外，我們也開始談 GPC？
我們用 GDP 衡量一個社會創造多少經濟價值，也用 GDP per capita 看一個社會平均每人的經濟產出。
但是，一個富足的社會，真的只能用它創造、賺取和消費了多少來衡量嗎？
我開始好奇：
我們能不能也談 Generosity Per Capita——GPC？
這裡的 GPC 不是 Giving Per Capita。
它不是簡單地把一個國家的年度捐款除以人口，也不是要建立另一張「誰捐得比較多」的國家排行榜。
我真正感興趣的是：
一個社會的人均慷慨程度有多高？
人們是否願意分享金錢、時間、專業、人脈、空間與機會？
一個有能力、有資源的人，是否願意說：
“Please use me.”
我們是否願意把自己擁有的一部分，再放回社會裡流動？
因此，GPC 想探索的不只是 donation。
它想探索的是一個社會的 generosity culture——慷慨文化。
至於未來 GPC 應該如何真正衡量，我現在不急著給答案。
它值得我們再做更深入的研究。
也許金錢是其中一部分，也許時間、志願服務、社會信任、知識分享與其他形式的 generosity 都應該被考慮。
但是在建立公式以前，我更想先提出這個問題：
除了追求更高的 GDP，我們是否也希望生活在一個更高 GPC 的社會？
GPC 不是善良排行榜
這一點對我非常重要。
如果有一天 GPC 變成「誰比較善良」的排行榜，我想我們就走錯了。
我不希望 generosity 成為新的炫耀，也不希望它變成另一種道德壓力。
所以，我想先為 GPC 留下一個重要原則：
Your GPC is not a score of how good you are.
It is a question about how intentionally you live.
GPC 不是衡量我們有多善良的分數。
它邀請我們思考：我們選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而我選擇如何生活？
不是因為我應該。
而是因為我選擇。
從社會文化，到個人實踐
如果 GPC 談的是一個社會的 generosity culture，那麼個人呢？
我希望把個人的部分保持得非常簡單。
至少一開始，只計算金錢。
時間、專業、人脈、陪伴與「Please use me」當然都是 generosity，有時甚至比金錢更珍貴。
但是一旦我們試著替每一小時、每一次介紹、每一份專業訂價，事情很快就會變得複雜。
所以：
不是所有的 generosity 都能被衡量。
但衡量一件簡單的事，可以提醒我們更有意識地給。
這讓我想到兩個可以很容易計算的個人指標。
Generosity Ratio：今年，我把多少收入給了出去？
公式很簡單：
Generosity Ratio = 年度捐贈金額 ÷ 年度收入 × 100%
假設今年收入 NT$1,000,000，捐出 NT$30,000：
Generosity Ratio = 3%
不需要計算銀行裡有多少現金，也不需要先討論什麼叫「可動用資產」。
只問兩個問題：
今年進來多少？
今年給出去多少？
這就是 Generosity Ratio。
它衡量的是一個人的年度實踐。
一個 25 歲、剛開始工作、幾乎沒有資產的年輕人，也可以從今天開始。
而且沒有「正確」的 Generosity Ratio。
1%、3%、5% 或其他比例，不代表一個人比較好。
它只是讓我們看見：
Generosity 有沒有開始成為我生活設計的一部分？
Ripple Ratio：我累積的一切，有多少已經承諾給未來？
人生走得更久之後，問題會慢慢改變。
我們開始累積現金、股票、房地產、公司股權，以及其他資產。
這時候，我開始問自己：
我所累積的一切，有多少最後只是留給自己？又有多少，我已經有意識地承諾給比自己更大的未來？
所以：
Ripple Ratio = 使命承諾資產 ÷ 個人總資產 × 100%
Ripple Ratio 不是今年捐了多少。
它看的是我們一生累積的資產中，有多少已經有意識地安排，在未來繼續產生漣漪。
這是一個關於 legacy——傳承 的問題。
因此，整個架構現在變得很簡單：
GPC 看一個社會的慷慨文化。
Generosity Ratio 看一個人的年度實踐。
Ripple Ratio 看一個人的長期傳承。
或者：
GPC is the culture.
Generosity Ratio is the practice.
Ripple Ratio is the legacy.
每個人生階段，都可以開始
我喜歡這個架構，因為它不只屬於有錢人。
25 歲，也許沒有多少資產。
沒關係。
可以開始問自己的 Generosity Ratio。
45 歲，收入可能增加，家庭責任也增加。可以開始思考：generosity 是否已經成為每年生活的一部分？
到了 65、75 歲，當我們已經累積了一些東西，Ripple Ratio 才慢慢成為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
最後，我希望這些東西往哪裡去？
每個人的答案都可以不同。
每個人生階段的答案，也應該不同。
我們是比自己更大的事情的一部分
我已經 77 歲了。
這個年紀讓我愈來愈清楚：人生最後真正有趣的，也許不是「我還擁有多少」，而是：
我還能讓多少東西開始流動？
我不想告訴年輕人應該怎麼花錢。
也不想告訴任何人應該捐多少。
我只是想提出一個邀請。
下一次我們計算投資報酬率、機會成本、資產配置的時候，也許也可以偶爾問：
我們的 GPC 呢？
我的 Generosity Ratio 呢？
我的 Ripple Ratio 呢？
答案不用告訴別人。
更不需要跟別人比較。
如果有一天，台灣愈來愈多人開始問這些問題，也許我們會慢慢多出一種衡量富足的方法。
不只問：
我賺了多少？
我累積了多少？
我體驗了多少？
也開始問：
我給出了多少？
我把多少放回流動之中？
而我留下的，還會走多遠？
這就是我從 Die with Zero 走向 Die with Purpose 的原因。
不是少活一點。
而是把「給」也變成人生體驗的一部分。
Live fully. Give intentionally. Die with purpose.
好好活。有意識地給。帶著目的離開。
我們都是比自己更大的事情的一部分。
而每一個漣漪，都可以從一個人開始。
靜水流深，善行致遠。